为人师者的借镜——民俗学者张士闪
张士闪 简历
1964年11月出生于罗村镇洼子村
1971---1978 本村读小学和初中
1978---1980 淄博第九中学读高中
1980---1981 淄博第四中学读高中
1981---1985 山东大学中文系读本科
1985---1999 山东艺术学院任助教、讲师
1999---2005 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，文艺学教研室主任，硕士研究生导师
2001---2002 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
2002---2005 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【2005.5获民俗学博士学位】
2005---2008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，艺术研究所副所长
2008---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、教授、博导【2008.8 】
《民俗研究》学术刊物（CSSCI）主编，《节日研究》执行主编
文化部中国节日文化山东大学研究基地主任
学术成果
1993年在国内首创“艺术民俗学”学科，以华北村落为基点，长年坚持田野调查，所构建的学科理论及研究框架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。所任课程“艺术民俗学”为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（2006），专著《中国艺术民俗学》被列为国家“十一五”建设规划教材。主持和参与国家级、省部级等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多项，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。
学术兼职
山东艺术学院兼职教授、艺术民俗学专业硕士生导师
潍坊学院教授、山东省民俗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
知 错 不 究 的 老 师
张士闪
一
2008年上半年，我从山东艺术学院调至山东大学工作。办理手续期间，心绪不免起伏。大致定局后，又格外珍惜每一次上课的机会，暗暗与我的本科教学生涯作别。我有些失落，甚至有点抑郁。等具体办起手续，自然是有人挽留，有人赞和，我这点抑郁幸好没被人觑破。想想以后要专做研究生教学了，咫尺之间与几个弟子谈学论理，娓娓道来，虽也别有情趣，毕竟与动辄上百人的合堂大课难以相论。想想那上大课的阵势就有点激动：一阵课桌磕碰、座椅挤压的乱响，知道学生已到得差不多了，抬望眼果见人头攒动；你随便开个玩笑，当即便有几十个反应敏捷的年轻人会意，爆出心领神会的笑声，教室前后遂成汹涌之势，个别走神的家伙不甘心错过这笑的机会，压低嗓音急切切向邻座打听发笑的起因，决定这堂课不再走神。 那是什么感觉！
艺术高校的学生活泼、坦荡、好耍宝，做老师的高兴了，也可以跟他们反耍一回。比如，我喜欢在下课时听到掌声，不习惯一进教室门就迎面响起的礼貌掌声，没头没脑地。一旦遇到了，就可以板起脸一本正经地发表声明：“我希望上课前不要再发出这样的声音！如果下课时有掌声，那是对我一次课劳动的认可，证明我是个实力派老师；还没上课就有掌声，说明我顶多算个偶像派老师。我自觉有希望当实力派，请各位千万别把我硬扭成偶像派——那我也太惨了！”
我山大一毕业即到山东艺术学院上讲台，一干竟有23年之久了。最后10来年里，我对上课学生点名制度甚抵触，一厢情愿竟提到职业尊严的高度——靠点名胁迫学生上课，这对做老师的简直是难忍之辱。有了这般“不足为外人道”的念头，我便我行我素起来，直至后来高校评估之风大兴而依然故我，这在同仁眼中恐怕已是不识相的老怪之类了。领导宽容，倒一直未与我一般见识。我的怪相其实从学期初与学生的“约法三章”就已显露端倪：1.可以早退，不可以迟到；2.可以睡觉，不可以打呼噜；3.可以带手机，不可用手机。既经约定，从未实行——迟到早退、课堂睡觉、手机乱响的情形倒也真的少见。放假前，我必定笑容可掬地向全体同学一学期来的相处与支持致谢，祝大家考试好运，心下十分充实。有时候，想到我的教师形象正越来越怪，告别本科教学却反倒不伤感了，我反复地对自己说：归去来兮归去来！见好就收吧，教了20多年过足了瘾，也值了！
23年进出课堂，我一以贯之的原则是：对学生要多表扬；不满意时，可善意调侃一二；最最切要的，是永远地知错不究。本来，让学子“堂堂有所得”，是我的职业底限，亦我所能乐为之事，此外我不知有更切要者。
二
对学子“知错不究”原则的形成与坚守，其实跟我当学生的部分经历有关。就读小学期间发生的一件事，对我影响很大。
我上五年小学，学校就在家乡小山村里。五年间，各科目的老师几乎都是一以贯之下来，彼此相熟得很。我庆幸碰上了一个很负责任的班主任，兼任语文老师，也庆幸她一直教满了我们5年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她总是30岁左右的样子，算不得十分年轻，但也从不显老。表情永是真切，九分和蔼里藏一分严厉。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在教我们期间出生的。在我心目中，班里40多名小学生就是她全部的孩子，想到她放学回家后还要照看亲生的孩子，不免产生几分嫉妒。模糊地记得，有段时间她怀有身孕、顽强地挪动身体到讲台上为我们讲课文，心里就很替她难过，又替她难为情，觉得这时候她应该完全躲在家里，不要抛头露面——这真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！后来，有别的老师代她上语文课兼任班主任一月左右，她就又回来了，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。如是两次，就一直正常下去了。
记得我在上三年级时，也就是1973年，经历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。有天下午，我竟然逃自习课，跟随班里最爱捣蛋的几个孩子到附近一条河里去抓泥鳅，这是平生第一次。大家各自回家偷偷地提溜一个空罐头瓶，与死心眼就爱往沙坑里钻的众多泥鳅斗智斗勇，捉来放进瓶里，的确很是刺激、好玩。天色渐阴沉，我也越来越意识到事情的不妙，一幕幕可怕的画面不断在眼前闪现：明天上课，班主任必定让我们一一起立认错，然后声色俱厉地狠批一顿，甚至会有人被赶出课堂罚站以示惩戒，而我父母当天就会知道这些。我心里无比沉重，一时间竟觉精神恍惚。我们的“带头大哥”却根本不把这当回事，他大约注意到我脸色的苍白，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死不认账！一切都会过去的。”
我至今仍弄不明白的是，班主任如何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，并在第二天一早首节语文课上即作出强烈反应。最倒霉的是“带头大哥”，还没上课就被叱责出教室门到太阳地里罚站；几位同伙陆续“起立”，受训诫若干，然后坐下继续听课；惟我未受任何处理。“漏网之鱼”的滋味并不好受，我心下惴惴，觉得事情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果然，在第四节课后，几个犯错的家伙（包括我）又被班主任统统叫到空旷的大办公室里，要兴师问罪、再加惩罚。现在想来，是不是“带头大哥”向校领导告班主任状的缘故？她忽然就凶起来，冲着“带头大哥”大声吵嚷，大意是：你不是说老师有偏有向，嫌他们几个没陪你晒太阳么！你不是说我向着他（指我）没有受罚么！你要是学习好，我也不罚你！我今天就当着他们的面，跟你新帐旧账一起算！你平时揪女同学的头发，踢一脚，说是给谁一角钱（即“九毛一角”，谐音“揪毛一脚”），今天我全还给你！说完，当着我们的面她竟发起狠，朝他连踹出四五脚。
忘了这事怎么收的场，反正，我们最后也还都是回家吃午饭，下午继续上学。我惶惑了好一阵，仿佛千不该万不该偏偏碰巧就看到了深不可测的“政治黑幕”。我甚至没有想到，凭着我的不受惩罚，“带头大哥”首先应该怀疑我是告密者，然后予以打击报复，但是事件到此为止没有再发生什么。再后来，我们各奔东西，我一路升学离家越来越远；“带头大哥”外出参军，好像还立了功，然后复员，每年都很光荣地去看望老师。再后来，老师退休了，搬到县城去住；“带头大哥”也搬了家，不知去向何往；我久居济南，回趟老家也是匆匆忙忙，大家失去联系已经很久了……
我小学里的班主任姓张，名字很普通，叫张金香。
三
1981年，我开始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上学。想不到在大三时，竟闹出一场不小的心理危机。
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，心境依然熟稔，就好像一直储藏在内心某处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，只是至今仍不知诱因何在？是浸淫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罪与罚》、黑塞《轮下》之类西方小说太久的缘故？是“灰的天，灰的地”之类朦胧诗读多了？还是什么也不为，就是遭遇了“青春忧郁症”？反正，我在1983年的秋天忽然就觉得一切没意思了。人生无味，大学生活无趣 … … 我整日被这样的情绪缠绕着，终于爆发了。
最初是借着过中秋节的理由，我回到家里，解释说学校已经没有什么课，于是呆在家里不走了。秋收秋种时节，家里凭空多出个劳动力，父兄倒也喜欢，我也以陶渊明的归耕园田堪堪自慰。很快地，国庆节来临又远去了，地里庄稼活都干完了，偏僻的小山村里似乎就我这么一个“多余人”游来荡去。家人觉得不对劲，一再催问，我将大致情况说了。父亲倒也并不觉得这事多么严重，只是催我快快回校上学。
我选了一个周五，跑到离村30里外的张店，给我的辅导员吉发涵老师打电话，因为最近的公用电话就在那里的邮局。我在电话里磕磕绊绊地向吉老师做了检讨，表示了回去上学的意愿。电话那边，明显地呆住了，然后迟疑地问：“你是说，你从中秋节回家，这将近俩月时间一直在老家？”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，那边发出一阵难抑的大笑，并不停地重复着：“张士闪呀张士闪！要说别人做出这种事来，我还相信！像你这样的学生……打死我也不信有这种事！哈哈—哈哈—哈哈！”大笑不止。我嗫嚅着，再提出回校的要求，就听到那边一声干脆利落的答复：“你就不用回来了！”我一时呆住，还未等领会出这句话的所有份量，电话那头又絮叨开了，大意是：从下周一开始的两周全班要安排到烟台、青岛采访实习，中文系学生将来要当记者、作家嘛；我可以直接从张店上火车，与大队人马会合；新闻报道至少要写两篇，这是一门正式的课程，算入考试，等等……原来如此！
三天后，我从张店上了火车，找到了全班同学的车厢，在喜气洋洋的气氛里找到了吉老师。他上下打量我几回，这回发出的是“嘿嘿嘿”的怪笑，嘟囔着：“张士闪呀张士闪！你不简单，嗯，不简单！以后你得好好表现。”我心里有一股暖流涌动：我又回来了，可爱的老师，可爱的同学，温暖的班级大家庭！一切又都跟从前一样，我的“忧郁症”也不治而愈感觉如初了。
四
我后来当了老师，时常回味这两件事，感觉到它们在我心底已经扎了根。每一次回味，我都会自我警醒：千万不要伤害学生，哪怕学生真是有错。真要认真追究的话，我早该被山大开除了，还能在这里似乎永远正确、永远有理地当老师吗？即便时常自省，也不敢说就没有在不知不觉中对个别学生造成伤害，能不警心垂诫乎！我的这两个老师，在这方面比我优秀多了。
我曾无数次地想过：为什么小学里的张老师单单没有处罚犯错的我？她难道知道，我在内心已用了恐惧、悔恨、担忧等方式给了自己很重的惩罚，她若再行惩罚会造成我的心灵创伤甚至一蹶不振？若真如此，她为什么又要惩罚其他同学，不怕伤了那些稚嫩的心灵？我也曾反复想过：大学里各项制度是很完备的，按照学籍管理制度我的逃学旷课节数，恐怕开除3次都绰绰有余，吉老师为什么没有依章办事，或把事情推给党委、教务处来处理？从他说话的口气里，我听不出他在包容我时有过任何犹豫，表现出一种爱护学生的优良品性。
我调来山大工作之时，吉老师也获悉自己停招博士，这是退休前的软着陆期。2010年1月的一天，我约几位同学宴请他，既为表达一份久存心底的感激，也想当面问询那些个“为什么”。吉老师微仰了头，忆起我的事，说：“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谁都有糊涂时。我当辅导员十几年，就经手处分过一个学生，这是惟一的一次，现在心里还是不安生……当时那位同学同宿舍里的七位同学，一致要求给他处分，否则就不算完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！”大家沉默了。一会儿，还是他先回过神来，嘟囔着向我解释：“你那事不算事，不算事！没想到你现在还记得。”是啊，那事的确不算事，不算很大的事。不过，要是当初吉老师没有那样处理呢？后来我又能身在何处、心又何如呢？
（特别感谢淄川区政府办公室李祖炬先生提供材料）